“數量龐大的新書每天撲面而來，各種形式的宣傳推銷信息隨之傾盆潑下，找排行榜最前列的來一讀，卻不止一次有被忽悠的感覺。于是，就覺得不如回頭看古書，到底還是它們不讓我失望，經得住反復的品玩。”

　　這是王先霈先生的感慨，這位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讀了一輩子書、研究了半輩子“關于書的書”，到頭來卻“更愿意讀古書，而對于名噪一時的新書，則抱有警覺的存疑之心”。

　　王先霈先生。

　　什么樣的古書“經得住反復的品玩”呢？新出的《王先霈文集》里約有十篇文章是在談《左傳》，這是近年來王先生的讀書心得。他讀的是《左傳》，比較的是《歷史》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聯系到馬克思、恩格斯，感悟的是倫理困境、政治哲學和敘事藝術。

　　《春秋左傳杜注》書影。清代姚培謙以晉杜預經傳集解為主而引摘群書，采集各評而成。此為清乾隆十一年吳郡陸氏小郁林刊本，手書上版，字體雋秀。此為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

　　“人盡夫也”事件與倫理困境

　　鄭國執政大臣祭仲專權，君主鄭厲公密令祭仲的女婿雍糾謀殺祭仲。雍糾把這件事告訴了妻子雍姬，雍姬回娘家找母親商量，問道：“父與夫孰親？”母親回答：“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母女把事情告知了祭仲，祭仲搶先動手殺死雍糾，鄭厲公逃往蔡國。

　　王先霈引用希羅多德《歷史》第三卷第119節：波斯國王大流士逮捕了音塔普列涅斯全家男性，音氏的妻子每天到王宮門前哭泣。大流士說可以赦免其中一個人，要她選擇，她選擇了弟弟。國王問，為什么放棄兒子和丈夫呢？她回答說：“如果上天垂憐的話，我可以有另一個丈夫，而假如我失掉子女的話，我能夠有另一些子女。可是我的父母都死去了，因此我絕不能夠再有一個兄弟了。”

　　這就是麥金泰爾在《道德困境》中指出的倫理困境之一：人被分派一個以上的社會角色，有時履行這一角色的責任可能阻止他履行另一個角色的責任。

　　雍姬的倫理困境是，父親、丈夫生死搏斗，她選擇哪一邊？

　　音氏妻子的困境是：母親、妻子和姐姐三種身份，何者優先？

　　王先霈還聯系到當代作品《蘇菲的抉擇》。蘇菲的困境是：面對納粹，救哪個孩子，或者說，讓哪個孩子去死？

　　在古典時代，貴族女性的丈夫可以再次選擇、多次選擇，娘家則是她們真正的靠山，有事時必然選擇娘家，這是社會政治經濟權利結構在文化上的投射。“人盡夫也”四個字驚世駭俗，后世一些文人無法直面，暗暗將其衍生為“人盡可夫”，賦予色情含義，鞭撻雍姬母女；著名學者段玉裁考據一番，認為書印錯了，“夫”字應為“天”字；還有一些腐儒設身處地，居然建議雍姬向君主自首后自盡。總之，這是封建社會晚期思想極度僵化的結果，他們把君權看得比天還大，已經無法想象老祖宗曾經那么生猛，敢于反抗君主，敢于換掉丈夫。

　　而在王先霈看來，《左傳》里記載的倫理困境甚多，展示了一些人物在重大關頭遭遇的倫理困境，展示了主人公在困境中最終做出的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選擇，揭示或暗示了這些選擇對他們本人及其所屬的群體、國家命運和對后世的影響，這些記述，對于常被多元倫理所困擾的現代人類，具有很大的啟迪作用和警戒作用。

　　“太子悲嘆”事件與政治哲學

　　晉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構陷太子申生。申生既不辯解也不反抗，又不逃亡，自殺了結。楚成王要廢太子商臣。商臣與謀士潘崇商量：能服從嗎？不能。能逃亡嗎？不能。“能行大事乎？”“能”。于是商臣起兵逼死成王，登上王位。這里還發生了著名的“熊掌難熟”典故，楚成王要求死前吃點好的，于是點了熊掌，想拖延時間，商臣說“熊掌難熟”，不給老爹時間。

　　唐高宗的太子李弘讀《左傳》，讀到這一段，扔下書嘆息，“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圣人垂訓，何故書此！”老師告訴他，寫這段歷史的用意是“使商臣之惡顯于千載”。這回答不能說服李弘，他堅持要求放棄讀《左傳》。

　　李弘是敏感的，他準確理解了《左傳》敘事的內涵傾向：忠臣孝子結局悲慘，而敢于打破單向倫理規范、反抗昏君劣父的政治人物倒可能成就一番功業。這與儒家的諄諄教導相去太遠了，他難以接受?？蓱z這李弘，宅心仁厚，23歲就死了。

　　美國學者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把修昔底德列在第一章。修昔底德唯一的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他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為，書中所記述談論的，“是我們自己也同樣關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問題”。

　　王先霈寫道：《左傳》對于中國政治哲學的形成和其后發展方向的影響，比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對于西方政治哲學的影響，毫不遜色，甚至更為巨大和深刻?！蹲髠鳌纷髡卟幌袼抉R遷那樣直接站出來宣說自己的觀點，而是讓讀者聽到、感受到當時彼此相異甚至彼此沖突的理念，它提供的不是獨白，而是若干政治哲學喧嘩的眾聲。“在它極富文學寫實性的敘事中，讀者看到不同政治哲學理念支配下不同政治行為各自造成的后果和遭遇的命運。”

　　歷來的各種論者對申生并沒有頌揚；商臣即位為楚穆王之后，平定叛亂，擴張領土，使楚國由弱轉強，為他的兒子楚莊王稱霸打下堅實基礎。申生與商臣的不同理念、抉擇和命運，乃至千年后唐朝太子李弘的悲嘆，共同構成了一種“復調”，促使人努力要穿透歷史的迷霧，看到真正的規律。

　　王先霈聯系到兩千年后被奉為現代政治哲學開創者的馬基雅維里。馬基雅維里說，“一個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須知道怎樣視情況的需要與否使用這一手或者不使用這一手……如果沒有那些惡行，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他也不必要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黑格爾則說：“世界歷史在一個比道德更高的水平上活動，……用道德要求的觀點來反對世界歷史的行為和代表，無疑是不合適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說，馬基雅維里“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張”。

　　王先霈認為，《左傳》敘事導向這樣一個邏輯：對于政治人物，不能離開政治而孤立地談道德，在國家政治大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怎樣才是大善和大惡。

　　“趙盾董狐”事件與歷史真實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正氣歌》里的句子，史官董狐由此進入歷史。可是王先霈說：“董狐被奉為歷史家的祖師，并不是歷史敘事的幸事。”

　　何出此言？《春秋》有記載：“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要是只有《春秋》看，后人只能認為是趙盾本人或者他所指派的刺客殺死了夷皋；而根據《左傳》，晉靈公夷皋暴虐，趙盾諫勸，晉靈公一再陰謀殺害趙盾而未遂，趙盾被迫出逃，最后是趙穿殺了夷皋。

　　這么復雜的事情，史官董狐就寫了一句“趙盾弒其君”，還拿到朝廷上給大家看。趙盾說：不是這樣的。董狐回答：你是正卿，逃亡但是沒有越境，回來后你又不討賊，不是你干的是誰干的！

　　在這里，董狐就像個法官，他認為趙盾是謀殺的受益者，要么指使、要么縱容了謀殺，于是就直接寫了“趙盾弒其君”。這位史官把自己對事件的闡釋直接當作事件本身來記載。

　　王先霈認為，董狐得到肯定、受到尊敬，表現了人們對歷史書寫不受權力左右的愿望；但是，敘述者的權力是有邊界的，必須把事件本身與敘事者的闡釋、評論區分開；否則就會抹殺事件真相與闡釋之間的界限，歷史敘事者可以徑直以自己的政治和倫理立場改變事件的本來面目，這樣的史書就難免會造成后世的混亂。

　　《春秋》和孔子支持董狐的做法，把教化作用放在真實之上；《左傳》不露聲色地糾正了《春秋》敘事的若干錯謬失實，它的做法就是提供事實，提供多個角度敘述的事實，有時也提供兩種以上不同的對于事實的“意見”。王先霈說：“《左傳》取材有多個來源，反映了多重視角，考察了對事實的多種說法，甚至也反映了對事件的不同評價。這是比《春秋》更好的實錄。”

　　他引用恩格斯在《致布洛赫》信中說，歷史“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構成合力，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

　　“我們同樣也可以這樣說。綜合多種記載，細密考察，詳盡分析，對比、推論和核查，構成一種‘合力’，求得逼近真相，那是更好的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

　　王先霈再次以《左傳》與希羅多德《歷史》和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相比，認為這方面甚為相似。“中外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各自形成了搜集、甄別、考核史料的方法，中外文學各自形成從社會生活實際出發創造藝術真實的方法，用不同的方式把實錄推向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度。”

　　《左傳》與希臘悲劇及其他

　　王先霈如此評價《左傳》：“不僅是一部重要的國學經典，還是一部十分有趣的故事書。古代不少讀書人患有‘左癖’，愛讀《左傳》愛得入了迷。……西方漢學的宗師高本漢也是一位‘左迷’，他給學生講漢語史課程，用的入門教材是《左傳》。高本漢的愛好傳給了他的學生馬悅然，馬悅然進入老年之后，遺憾地說，自己一輩子精力太分散，如果上帝再給他一次生命，他就全都用在《左傳》的翻譯和詮釋上面，把這部有趣又有益的好書介紹給歐美的讀書人。”

　　這里所介紹的，只是王先霈讀《左傳》的一部分心得；事實上，關于《左傳》與希臘悲劇，關于《左傳》中的女性與希臘羅馬時代的女性，王先生還有不少精彩論述。這些內容，明明寫的是學術，讀來卻是人生。

　　而關于《左傳》，又只是8卷《王先霈文集》300余萬字中的一小部分。

　　半個世紀以來，王先生研究不輟。他的《文學評論教程》是我國第一部文學批評教材，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領域具有開創意義；他也是國內較早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文藝心理學理論的學者之一。

　　如果對文藝理論學術批評不感興趣，那么《文集》中的敘事內容也很有意思，比如《大轉折時期一次學術旅行》《文壇紛爭與文人心態》，有一點八卦，有一點好玩，更多的是記錄了學術界與文壇的風云流變。